论语(中国儒家经典)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的篇名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若开篇三个字是一个词,则取前三个字。篇名与其中的各章没有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仅可当作页码看待。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西汉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西汉匡衡:“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旨,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东汉赵岐《孟子章句题辞》:“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唐代薛放:“论语者,六经之精华。”

北宋赵普:“《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古今源流至论》)

北宋程颢、程颐:“于语、孟二书,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观五经矣。”

北宋邢昺《论语集解序·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

南宋朱熹:“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

宋末元初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清代焦循:“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故为五经之錧鎋也”,“衿为交领交衽之通名,此与喉并言,则正以为领人之一身。内则辖之以喉,外则键之以领,谓论语为六艺之总领也。”

清代陈澧:“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之中。”

清代李元度:“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

清末唐晏:“群经之锁钥,百代之权衡。”

现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

《论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隶古定。当孔安国向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论语》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5000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

《论语》与《孝经》都是汉初学习者必读之书,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论语》。汉朝人所注《论语》,已亡佚殆尽,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三国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疏证》。

两千年来,为《论语》作注释的书籍不胜枚举。据统计,历代研治《论语》的专著不下三千余种。可惜的是,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者有:一、汉郑玄《论语注》;二、魏何晏《论语集解》;三、梁皇侃《论语义疏》;四、宋朱熹《论语集注》;五、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六、民国程树德《论语集释》。

专家指出,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论语》的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研究《论语》基本资料。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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