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葬(殉葬)

殉葬是指以器物、牲畜或人与陶佣木俑佣同死者一同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以人殉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俗,而殉葬与陪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某种手段使活人非正常死亡后以葬于墓中,有自愿或强迫两种形式。

殉葬有的是死者的妻妾、侍仆被随同埋葬,也有用俑、财物、器具等随葬,他们死后会把生前享用的一切,包括美妻艳妾都送到坟墓中去。龙山文化时期(约五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人殉,商朝男女贵族墓葬有大量的人殉,可没有夫妻合葬、妻妇殉夫的现象。殉葬制度是指强迫或鼓励殉葬的制度,例如《元史 卷三十四》所载”大宁和众县何千妻柏都赛儿,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门“,往往成为奴隶制或封建王朝压迫百姓的手段。

【词目】殉葬

【释义】用人或器物以葬。《礼记·檀弓下》:“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 汉 王充 《论衡·薄葬》:“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宋史·奸臣传四·贾似道传》:“[似道]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八回:“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后负公以出于厕,正应其梦,遂用江忠为殉葬焉。”清 蒲松龄 《聊斋志异·封三娘》:“因货殉葬之饰,用为资度。”

用活人殉葬是一项残忍野蛮的行为,于中国而言,商朝奴隶主经常用奴隶殉葬,秦汉以后有所收敛,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很少有人殉葬了。到了辽代,人殉之风死灰复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平甚至强迫一百多名大臣殉葬。此后,金,元,明初都有殉葬制度,直到明英宗时期结束了殉葬制度。清初由于满洲部族习俗,殉葬制度再入中原,直到康熙时期结束了皇室强迫性殉葬,但殉葬行为仍大量存在,清政府称殉葬妇女为'烈女'、'节妇',并修书、立牌坊,《清史稿 本纪二十五》记载“庚午,旌殉夫烈妇山东曲阜孔令保妻潘氏,宣付史馆。” 这次鼓励殉葬离清朝灭亡仅一年,所以殉葬制度在清朝并未实际根除。辛亥革命后在法律上严禁殉葬,但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地区还有买童男童女殉葬的事情。如《赤峰日报》记者就报道了1943年,敖汉旗旗长道卜丹死后,下属为其先后购买四个小童准备殉葬未果之事。

殉葬在其它国家的古代也大量存在,一些殉葬制度甚至伴随外敌入侵传入中国。

活人殉葬,殷商君王死后就很盛行,他们死后把把生前享用的一切,包括美妻艳妾都送到坟墓中去。考古工作者从已经发掘的古墓中发现,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有164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妇好墓有16人殉葬,曾侯乙墓有21具殉葬者的尸骸,全部为年青女子。

史籍关于人殉的记载很多。那时的君王老爷死后,殉葬者不但有美女,还有幸臣仆从,准备到了地下,仍旧做君王。秦武公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66人”(《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死后“从死者177人”(《史记·秦本纪》),其中有三位良臣跟着殉葬。秦穆公死前就想让群臣和他一道同赴黄泉,一次与群臣饮酒,趁大家喝得晕头糊脑时说:“咱们君臣,生时同乐,死后也要同哀呀。”奄息、仲行、针虎三个大臣不知是死心塌地地忠于穆公他老人家,还是因酒精作怪,乱说大话,竟当场表态,愿随他共死。这一表态不打紧,穆公死后,他们也就跟随他进了陵墓。

盗墓者掘开晋幽公的陵墓,见其内有百余具殉葬者,横相枕藉,尸体未腐,除一男子之外,全部是女子,这些殉葬者或坐或卧,甚至还有站立者,衣服肤色不异活人。《史记·晋世家》记载:“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也即晋幽公是在出宫与女人鬼混而被盗贼宰掉的。幽公属于非正常死亡,但他的陵墓中仍有这么多殉葬者,其他正常死亡的国君,陵墓中的殉葬者数量更多。

引诱百姓为其女儿殉葬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令人发指。《吴越春秋》记载,阖闾的女儿因对老爹有怨气而自杀,阖闾非常悲痛,在阊门外为女儿大造坟墓,“凿地为池,积土为山”,又制作雕刻精美的石椁,并用金鼎、银樽、珠玉待珍宝作为随葬品。到了为女儿送葬那一天,阖闾令人一路舞着白鹤,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跟随观看,到了墓地,阖闾“使男女与鹤俱入门,因塞之”,也就是下令将跟随观看的男女全部赶进地宫,然后塞上墓门。这些观鹤的百姓就这样被埋进坟墓,成了阖闾之女的殉葬者。而阖闾这一干法,比后来的始皇帝赢政还要残暴。

陵寝之豪华、随葬品之多,前文已作介绍。他的陵寝被人掘开之后,发现里面有殉葬者的骸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宫里。齐桓公姜小白死于宫廷政变,被竖刁、易牙、启方三个奸贼禁闭在寝殿里活活饿死,死后数十天,直到腐尸上的蛆爬出室外,才被人发现。死得如此悲惨,仍要杀人殉葬,可见当时以活人殉葬,是必不可少的丧葬礼制之一。

君王老爷以活人殉葬,王公贵族富豪,乃至太后之类的女强人均争相效仿,于是以活人殉葬之风盛行一时。不过当时也不少人反对这一残酷的作法,史籍多有记载。

《战国策·秦策》记载,秦国的宣太后与大臣魏丑夫勾搭,并且爱得七死八活。宣太后病重时下令:“我死后,一定要以魏先生殉葬。”魏丑夫得知后,吓得要死。他的朋友庸芮自告奋勇,去劝太后收回成命。庸芮说:“太后,你老人家认为人死后还会有知觉吗?”太后答曰:“当然没有知觉。”庸芮见她入了套,便说:“像太后您这样英明无比的人,明明知道死人是无知觉的,为啥还要让生前所喜爱的人白白送死,把他和没有知觉的死人一起埋葬呢?先王活着时就对你很是不满,如果死人有知觉,那么你带了个男人到地下,先王岂不更加恨你,到那时,你可是悔罪都来不及呀!哪还有什么闲心和魏先生谈情说爱呢?”宣太后听他这么,只好割爱。魏丑夫这才逃得一死。

《礼记·檀弓》记载:陈子车死在卫国,他老婆和管家谋划以活人殉葬,两人商量好后,陈子亢来了,他们便对陈子亢说:“子车先生是生病而死的,病人到地下无人伺侯,我们打算以人殉葬。”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符合礼制。他虽然有病需要人伺侯,但应当伺侯他的,有谁能比他的妻子和管家更恰当呢?不用人殉葬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用人殉葬,我想用你们二位作为殉葬者最合适。陈子车的妻子和管家大惊失色,再也不提以人殉葬的事。另有个叫陈乾昔的,他病重时把兄弟和儿子召集到床前,吩咐他的儿子陈尊己:“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的棺材做大,让我的两个丫环夹着我。”他的儿子说:“用人殉葬不合礼制,更何况没听说有谁把殉葬者与死者装在同一口棺材的!”在陈尊己的坚持下,终于未将两个丫环埋进坟墓。

先生在《墨子·节葬下》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意思是,君王杀人殉葬,多则几百,少则数十;将军和大人杀人殉葬,多则几十,少则几个。并且是车马、歌伎、舞女俱备。这种残酷的做法,害得人民无法做事,浪费民财更是无法计算。就连主张厚葬的荀况先生,也极力反对杀人殉葬,他在《荀子·礼论篇》中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意思是,削减死人的随葬品而增加活人的花费叫做“墨子之道”,减少活人的花费而增加死人的随葬品叫做糊涂,而杀死活人为死人陪葬叫做凶残!

但是,思想家不是国王,他们的批判并未能改变当时杀生殉死的残酷习俗。

自汉代以后,绝大多数皇帝不再杀生殉死,常有皇帝死前留下遗诏,令放无子的妃嫔宫女出宫。虽然偶有帝王以活人殉葬,但均不及该家伙残暴刻毒。直到辽朝,人殉才死灰复燃,甚至成为制度,《辽史》第七十一卷列传第一有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时,皇后述律平为其殉葬的事: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会同初,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

中国殉葬之事虽然早有禁令,但不绝于史。特别在辽代之后,殉葬制度已经死灰复燃,并一度波及大臣。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平就杀死百余名大臣做殉葬。金代女真贵族下葬风俗是不用棺椁但要殉葬,“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元代成吉思汗死去时用四十名贵族女子殉葬(何建民《中国殉葬史》)。蒙兀死时,沿途杀了两万人殉葬(《马可波罗记》)。明初延续了这种残暴的习俗,直到明英宗才废除。

五个皇帝陪进去近百嫔妃

明太祖死后,共陪葬及殉葬40个嫔妃,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

给成祖殉葬的嫔妃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的16人,一种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三十余人。

仁宗死后有五个妃子殉葬,分别为:贵妃郭氏、淑妃王氏、丽妃王氏、顺妃谭氏和充妃黄氏。宣宗的景陵葬八人,所以一种说法认为殉葬人数是七个;不过从《明史·后妃传一》最后的加谥名单来看,又可能是十人。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五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嫔妃总数在一百人左右。

这些殉葬的嫔妃,多数没有子女或者地位较低。比如宣宗殉葬十人说中,只有一人生前为妃,其余的生前不过是宫女罢了。不过也有例外。给仁宗殉葬的郭氏生前已经是贵妃,并且育有三子,似乎不合殉葬者的“标准”。所以《野获编补遗》中感叹说:“贵妃……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这种“自愿”的现象还真是绝无仅有。

集体自杀 朝鲜女子命丧他乡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具体过程鲜见于正史。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嫔妃集体从殉过程。

被挑选出来殉葬的宫女嫔妃共三十余人。集体“自杀”那天,是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先让她们在殿外用餐,吃完后带到殿内,彼时“哭声震殿阁”。殿内放了三十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的绳子,末端结圈,“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在这三十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韩氏,身份大概是宫女;一为崔氏,封号“美人”。上殿之后,仁宗亲自进来与她们“辞决”,韩氏突然跪倒在地,苦苦哀求仁宗放她回国,因为家里还有老母亲需要奉养,可是仁宗不为所动,最终这两个朝鲜女子只能在异国他乡命归黄泉。韩氏临死时,她的乳母就在一旁送别,韩氏回头对她喊到:“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转瞬之间,三十多个女子就被活生生地吊死。

殉葬的报酬 朝天女户

为了对这些殉葬人有所补偿,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比如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而且“岁时侑食于本陵之享殿,俱得标名沾祭”,也就是可以分得皇帝的一点“香火”。至于其亲戚,有时也能得到优恤。有一首明宫词这样写道:“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进爵,可怜女户尽朝天。”这首词中所提到的“朝天女户”就是得到优恤的殉葬者家属。

《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这些人多为殉葬妇人的父亲或兄弟,他们的“朝天女户”的身份还是世袭的。不过这种优待究竟持续了多久,很难断定。

在明朝皇帝之中,英宗朱祁镇是公认的没有建树的皇帝。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九岁登基,短短38年的生命之中,经历了被也先掳去的“土木之变”,两次当皇帝,一次当太上皇,一生都受制于人。当景泰帝去世时,他还安排了给他殉葬的嫔妃,似乎也没有要取消殉葬的意思。可到自己临终时,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跟周宪王朱有炖有一定的关系。

周宪王朱有炖是太祖第五子朱橚之子,死于正统四年,死时没有孩子。他死之前,通过某种途径向英宗表达了死后丧事从俭、不需要殉葬的意思。英宗对此事非常重视。朱有炖死后,英宗亲自下旨给其弟朱有爝,说起这段往事,并嘱咐他“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可惜的是,诏书下得迟了,朱有爝已经按照定制,命令哥哥的“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了。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大概是受了此事的影响,1464年2月22日,明英宗临终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这种制度。他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史料记载,清初皇室人殉制曾非常盛行。太祖努尔哈赤死后,有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太宗皇太极死后,章京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世祖福临死后,妃楝鄂氏、侍卫傅达里从殉。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民间各地官府表扬妻妾殉夫,称她们为“烈女”、“节妇”,并修书、立牌坊。康熙时,汉将朱斐上疏请求停止,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从而结束了清初这一残酷的习俗。

在古印度吠陀时期寡妇是可以改嫁的,公元2世纪以后寡妇不许改嫁,以后规定日渐严苛,必须殉葬,殉葬制度又称萨蒂(Sati),萨蒂是古印度神话故事中的一名少女,Sati 因家人侮辱 Shiva 而跳入圣火自杀。最早的殉葬行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拉蔚威玛(Raviverma)王妃殉葬,印度人相信一个殉葬的妇女将能够升上天堂。殉葬者要穿上当新娘时的全套盛装,坐上柴堆,然后再点火,可能跟

死去的丈夫一起烧化,或单独自焚。如果死者多妻,则正妻与死夫一起殉葬,其余妻子要单独自焚。印度教时代在上层和拉其普特人中寡妇殉葬的风俗非常盛行,1817年英国统治孟加拉邦时,平均每天有两名寡妇自焚。1819年孟加拉邦竟有839名寡妇殉夫。

1829年寡妇殉葬被英国官方宣布为非法。

印度妇女当时上街示威,要求还妇女以殉夫的权利,殉夫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偏远村落仍保有此恶习。今日印度寡妇自焚殉葬事件仍时有所闻,并且受到推崇,但大多数寡妇都是被迫殉葬的。1987年,印度拉贾斯坦邦一村庄有位18岁少妇鲁普·坎瓦尔被逼自焚死,印度全境掀起抗议风潮,为此印度政府曾修订防止寡妇殉葬的法律,违者将遭到最高7年监禁。

西汉时有个广川王,常好聚集无赖少年到处游猎盗墓。一次,他们在盗掘一座古墓时,“见百余尸,纵横相忱籍”,该墓覆盖着一丈多厚石垩,一尺多深云母,挖开时尸体保存完好,“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墓中“唯一男子,余皆女子”。原来这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的坟墓,这一百多女子全是为幽王生殉的妃妾。

殉葬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便习惯于把随身使用的工具、武器以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和死者埋葬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也被杀死或活埋,用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效力。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从对殷墟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人殉的数目少的几十,多的上千。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沦为贵族男子的玩物与附庸,在殉葬者中,妇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代卜辞中就有专门杀祭杀殉女奴的记载。当然,殉葬者的身份并非全部是奴隶,也有墓主的妻妾和家臣。

到了春秋时期奴隶制濒于崩溃,人殉的作法开始引起非议。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名才能出众、孚有众望的良士。国人因此作《黄鸟》诗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暴君的憎恨。这时在各诸侯国,妇女作为主人婢妾生殉的恶俗也逐渐受到摒弃。齐大夫陈子车死后,妻子和总管商定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却对他们说:“如果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位生殉。”子车的妻子与总管只好同意取消生殉婢妾的打算。

春秋之后,人殉的作法已不多见,基本上改用木制或泥制人形偶像殉葬。战国时的秦国就曾在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但是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骇人听闻的生殉事件。

秦始皇生前为祈求长生不死,曾派人率数千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同时,还用十来年的时间,动用数十万人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即郦山始皇墓。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正式宣布后宫妇女全部殉葬。这次殉葬的宫女和被害工匠人数,竟多到“计以万数”。

秦王朝的一系列暴政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秦末农民战争不但推翻了秦王朝,而且教训了新王朝的统治者。威名显赫的汉武帝死后,虽然殉葬了大批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但他的几千名妃妾宫女毕竟全部保住了性命。随着人民的反抗和社会的进步,从汉朝到元朝,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强制妇女殉葬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复存在。

到了明朝尽管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以妇女殉葬的作法,却一度死灰复燃。朱元璋在世时即首开恶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的次子秦王朱樉死后,以两名王妃殉葬。朱元璋本人死后,共有46名妃嫔、宫女陪葬孝陵,其中十几名侍寝宫女全部生殉。1424年明成祖死后,殉葬宫妃多达三十余人。此后的仁宗、宣宗也各以五妃、十妃殉葬。除皇帝外,诸王也间或用人殉葬。最突出的例子是正统四年(1439年),周王朱有死后,因周生前曾上奏折表示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同日自绝殉身。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危时下遗诏表示“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才算最终废止了宫妃殉葬制度。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有一段记载为我们再现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其中有个朝鲜选献的韩妃,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黑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一命呜呼,真是惨绝人寰!

清朝17世纪代明而起的满洲贵族入关前仍实行人祭、人殉制。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生母大妃纳喇氏,就是在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与另外两名庶妃一起被逼殉而死去的。但入关统治全国后,这种做法即被废除。严格地说,自明英宗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帝王用妃妾殉葬的制度。

1974年,陕西春旱严重,骊山脚下许多村民被迫打井抗旱。井底,有人忽然挖到一个奇怪的陶土人头。当时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个陶土人头引出的,是巨大的秦俑方阵。秦兵马俑就这样意外地被发现了。

这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人俑都是武士打扮,这些武士守护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强悍的秦帝国的缔造者——秦王赵政。在此之前,人们对这位始皇帝和秦朝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史料记载。兵马俑的发现,使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勾勒这个王朝大致的轮廓。随之而来的问题困扰着考古学界,这个帝国从何而来,他们先祖的遗存又在哪里?

1975年,陕西省考古所一支考古队来到宝鸡市风翔县,在灵山一带,这只考古队晓行夜宿,足迹几乎踏遍这个关中著名山脉的角角落落。

他们苦苦找寻的,就是那个强大的王朝——秦帝国,其先祖的足迹。但是,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考古队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在灵山东南30公里之外,一个叫南指挥村的地方,一位靳姓村民却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一个引子,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大发掘由此拉开了序幕。从1976年到1986年,这次发掘整整持续了10年。一个个难解的谜团,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不断浮现于人们眼前,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渐渐清晰地展露出来。

南指挥村坐落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南5公里,离村子不远有一块奇怪的荒地,春夏时节,不管雨水多寡,那里庄稼都长不好。生活在附近的人们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没人想去深究。

1976年的一天,附近一赵姓村民推着小土车来到这里,他要挖点土修补自家的院墙。

铁铲挥处,黄土里带出一些奇怪的土块,它们的颜色和形状与周围黄土明显不同,有黄有红,还夹杂着一些碎石,并且非常坚硬。

几天以后,村民闲谈中又提及的这件事,很偶然地被陕西省考古所考古专家记了下来,职业的敏感让考古专家意识到,这里面必有蹊跷。

一支考古队很快赶来,进行实地勘察。

那些奇怪的土块是经过人工夯砸的,初步勘察结果,让考古队员震惊不已.他们来自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这个四方形的神秘地下工程,占地面积被考古队标出,竟然足足有两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大!

如此巨大的工程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当时没人能够回答,而且不久之后,考古勘察又有离奇发现,工程东西方向有向外的延伸迹象。整个工程呈怪异的“中”字型结构。

几个月之后,工程地面以下的大致形制被考古队摸清。它的主体部分分做三层,在十余米处有一圈二层台面。而工程深度,竟然相当于8层楼高。如此形制,基本可以确认这是一座古墓。墓葬之大,实属罕见,拥有如此巨大墓葬的主人,其身份也必定极为显赫!

他是谁?

正式发掘于1976年开始,田亚歧是当时的考古队副队长。

此前发掘的宝鸡鱼国墓,许多重要信息都是从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破解出来的,因此,田亚歧也寄希望于大墓可能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那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但是此时,从南指挥传来一个消息,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洞口,那些洞口呈圆形或椭圆形,几天时间,就清理出240多个。仔细查看之后,田亚歧明白,大墓已经被盗,洞口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

采访田亚歧:当到三层台这个平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个所有的盗洞全部都清理出来了。这个时候确认出的盗洞的总数是247个盗洞,非常多。

最让考古队员忧虑的,就是大墓是否被盗。盗墓的破坏,使许多史实。都因此而无法索解。

采访田亚歧:当时的盗墓人—进入墓室以后,肆无忌惮,无限的扩张,就跟地老鼠一样,把下边无限的扩张,去搜寻,所以盗洞这个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贵重的青铜器,是盗墓贼首选的对象,田亚歧最初寻找相关铭文的计划,面对如此严重的盗扰。可行性显然大打折扣。关于巨墓墓主以及年代之谜,考古队只能寄希望进一步发掘,或许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使这座神秘古墓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头骨,他的嘴大张,死前像是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距离头骨不远,人们又发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考古队员连夜工作,随后共清理出人骨遗骸20具。这20具神秘尸骸都无棺无椁,位置杂乱无章。

尸骸的发现,带来一系列疑问:这个豪华墓葬里,为何埋葬的竟然是这样一些人?这些尸骨,为什么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而这一切对破解墓主及古墓的年代之谜,又能提供什么线索?

这些疑问,事关古代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人殉。此前,在河南殷墟商代王陵里,就曾发现过大量殉人。

采访田亚歧:在奴隶制社会的观念下,他认为一般都是奴隶主的,包括国家的一切用物,包括人都是奴隶主的,那么当时人有一种观念就说是,他的主人死了,那么作为他们活着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一同要死。还有一个古代有事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人死了以后在阴间仍旧跟阳间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就要一块去跟他的主人去走。

神秘巨墓中发现的这20个殉人,是作为人牲的殉人,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或者奴隶,大墓封埋时被砍杀用以祭祀,从如今留下的凌乱尸骨,可知当时的场景是何等残酷。

残酷的殉葬制度,自殷商时期开始,以至秦以后都有存在。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牲,而人牲主要出现的时代,是在先秦。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知,自秦朝建立之后,残酷血腥的人殉制度,才逐渐被陶俑所替代。这种殉葬的方式,在规模浩大的秦兵马俑中可见一斑。

由此可以断定,古墓应该是一座先秦墓葬。但是,它究竟属于先秦的哪个年代,人们依然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发掘工作进行的异常迅速。在这20具骸骨下面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一具棺木。打开棺盖,里面赫然又是一具人骨遗骸。

这样的木棺,之后又发掘出160多具!显然,他们也是殉人。

采访田亚歧:除过二层台发现的那批杀生作为牺牲的战俘或者刑徒以外,就是说160多具人殉他们都是自愿的殉人。

加上此前发现的20个人牲,这个大墓里殉人的总数已达186具。如此恐怖而奢华的排场,进一步证明,墓主必定极有来头。

不仅如此,进一步清理棺木时,考古队员又有惊人发现,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自愿的殉人,他们的下肢,全部诡异地蜷曲着!

考古专家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人中盛行屈肢葬,即在人刚死之时,用布带将其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将目标进一步明确指向了秦人。

但是,西藏阿里高原的古象雄文明,和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岭南早期文化,以及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这些古老文明所遗留下来的墓葬里,都曾发现过屈肢葬。由此就论定巨墓是一座秦墓,显然颇为勉强。

那段时间,考古队员们的心思,完全被这个大墓占据了,一遍遍反复查看那些棺木之后,一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已出土的所有棺木,无一例外,均有规则地东西向摆放。

采访田亚歧:墓葬的方向也是判定墓葬的族属以及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在整个关中地区,以及甘肃,发现了几千座秦墓,但是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

就在此时,陕西省考古所另外一只考古队的工作,获得重大突破。1977年以来,在今凤翔县城南,秦国九都之一,秦雍城——包括古城遗址,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慢慢浮现在了世人眼前。

采访田亚歧:雍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都城里面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它的城的范围一共是11平方公里,城内有寝宫陵园,那么这个寝宫陵园在南指挥一带的布局,经过多少年的考古工作,面貌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神秘的大墓,就处于雍城遗址范围之内,而且和这个神秘巨墓同样中字型的大墓,又陆续出土了18座,由此可以确定,眼前的大墓,是秦墓无疑。

缔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秦人,一直以来都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王朝时代,秦人的祖先那时还是一个部落,游牧于广袤无垠的西北塞外边陲。

他们后来来到今天的咸阳一带,经过残酷征战,最终霸周原、灭六国、统一中华。从秦庄公算起,其间,经30多代统治者,历时600余年。

史书的残篇,勾勒了一个秦人东进的大致路线,但具体走过今天的什么地方,一直缺乏考古实证。雍城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不小的惊喜,毕竟,这里曾留下了秦人250年的岁月。这个巨大墓葬,给了考古专家更多的希望。

确定古墓为秦墓之后,现在考古队最想知道的,就是墓主身份了,这最后的谜底,何时才可揭开?这一等就是十年,直到1986年,在墓室中部,主棺棺顶才露出土面。

构成主棺的东、西壁及棺底、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棺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

这个不同寻常的木棺造型,让考古专家想起史料上的记载,按照周礼,南北向各有椽头伸出的棺葬方式叫“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周朝天子的丧葬规范。

这让考古队员大惑不解,按照周礼,作为诸侯国的秦,即便是国君,也无权享有这样的丧葬规范。骤然出现的疑问推翻了先前所有的假设。而一切疑问,也许只能等开棺之后看到墓主才会最后明白。但是,由于盗扰,当考古人员打开棺盖后,在其主棺内,只发现了一段股骨,除此之外,棺内空空如也。这个神秘的大墓,也许注定要留给后人一个不解之谜。

但是事态的转机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在大墓底部,考古人员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石头的残片。在主棺棺顶上发现的石头残片,拼凑出一双长约一尺的石鞋底,石鞋底东西向放置,底下是鲜红的朱砂!

这双石鞋的来历和用意是什么?

采访考古队员老赵:它这个东西是干啥呢,它当时是赐给下属的,他当时是发一双鞋,这个鞋是特制的,这个鞋底是石的,当然墓主人可能都已经看不见这东西了。但是这个鞋,这个实物在这放着。它的意思就是这只鞋,可以用来保护它的权力。

对墓主身份的确定,石制鞋底并不能提供更多线索。

接下来的发现就有着突破性的意义。考古队员清理出的另外一些石头残片,发现他们是石磬,一种古代乐器,而且,在石磬边缘,竟然有铭文。

采访田亚歧:当时大型的音乐活动,往往与某一个庆典,或者是祭祀活动有关。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专门为这次活动要做一套乐器,所以上边也刻,与这一次活动相关的铭文。

早先试图在青铜器上寻找的铭文,意外地出现在了石磬上。铭文后来被小心拓印下来。专家破解的结果,认定铭文记载了一次宫廷宴乐活动,大墓的主人,是活动的召集者。铭文里“共桓是嗣”几个字,说明了他的身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采访田亚歧:那么“共桓是嗣”就是说共公和桓公的继承人,那么按照这个推测的话,它的继承人就是景公。

躺在黄肠题凑内这个巨大棺木里的墓主,身世终于被人们破解。景公是秦第14代统治者,始皇嬴政的第18代先祖,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40年。

那时的秦国,已在雍城雄据百年,国力也日渐强大,从景公死后使用周天子才可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式,可见秦的雄心,已经超出关中一带。

景公墓后来被称为秦公一号大墓。至此,这个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身世终于大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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