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

《李温陵集》明李贽撰作品集。二十卷。

《李温陵集》一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亦即《焚书》;十四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其《藏书》中史论部分;十八、十九两卷为《道厚录》,即《说书》;二十卷为诗。是集有明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四库全书》列入存目。

李贽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认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明灯道古录》)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离开人的自我需要,对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东西,都不足以为道。本贽认为,道主要应当到人间的“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去寻找,“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答邓明府》)等等。

而且不仅市井小民,尽人皆如此,即使大圣大贤,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贽概括为“人必有私”(《德业儒臣后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答邓石阳》)。说人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所决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为的基础,因而这就是社会人生的本性和本质。

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回族。年二十六中举,年五十一官云南姚安知府,后三年辞官,在湖北麻城等地讲学著书。万历三十年(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下狱死。《李温陵集》乃李贽作品的选集,收录了《焚书》、《藏书》等著作中的部分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童心说》等。

由此出发,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从我,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明灯道古录》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李贽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杂文中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提倡积极有为,经世致用,他著书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他称自己的《说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自刻说书序》)。李贽还认为“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只存在世人有能无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世事可为不可为的问题。他认为经世致用必须面对现实“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复邓石阳》)而在《藏书·赵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适时,学必经世”的观点,他说“夫孝宗,愿治之主也。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为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

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不曾闻嘉善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夫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谓为君子者多矣,独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恶,流无穷之毒害。‘伪学’之禁有以也!”这段话揭露了朱熹道学的误国无用。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条转危为安,使国家强励的策略,仅以正心诚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伪学耳。所以李贽提倡“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其观点是同道学及传统儒学完全对立的。

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把人世之道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实处,这是一种由虚而实的倾向,由此出发要求一切学问、事业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与这种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思想。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读律肤说》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焚书》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发于情性”的,那么各种风格均属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文艺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诗格均成赘物,破除了从技法、风格到内容的一切规定,由情性之自然变成情性之自由。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在《杂说》中说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其心中的悲愤和不平需要宣泄,故情之所致“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自然之道。

李贽在“童心”说,“自然”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大胆创新,肯定一切新兴的文艺样式。他在《焚书》里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新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生论也。”其“无人不文”强调发挥作家个人的创造性,翻出窠臼,自我发挥。“无时不文”则强调发挥进代的创造性,以今变古,推陈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还是当时盛行的戏曲、小说,李贽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对戏曲、小说这些后起俗文学寄予满腔热诚的第一人。

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远,而余独不同,非不详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生前受尽磨难,以七十六岁高龄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愿早一命归黄泉。”(《狱中八绝》之八)在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两天后方才在创伤与血泊中死去。

李贽死后,被骂为“无忌惮”之“小人”,说他“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后来又被宣布“贽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其为名教之罪人。”(《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五?、卷一七八)

李廷机《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

池方显《谒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钶《续藏书》序:“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

袁宗道:“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

袁宏道:“发挥天真自心,扫荡酸腐之气,慨然醒世,勃然通民。”

袁中道《李温陵传》:“……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锺会如奴隶。鸟巢可复,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许自昌《樗斋漫录》:“(冯梦龙)酷爱李氏之学,奉为蓍蔡。”

吴虞《李卓吾别传》:“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焚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

顾宪成《束高景逸书》:“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

《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存目》:“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另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诛者。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如置之不论恐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

沈瓒在《近事丛残》中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懦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沈铁《李卓吾传》说:“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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