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中国古代哲学派别)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其与“名家”、“数术家”等并列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派。

儒家代表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钜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儒家和墨家为“世之显学”,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宋国人 ,一说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人,一说滕国(今山东滕州)人,曾担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精通器械制造, 并且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机械制造专家。技术与同代著名的公输盘(即鲁班) 齐名,墨家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具体条件,即墨家学派成员的身份及其活动范围, 当时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名辩思潮的影响。墨家和先秦其他学派相比较,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墨家是“士”和“工匠”结合而成的学术团体,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知识传统的集合。作为手工业者的代表,墨家不仅有一整套代表手工业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墨者身上更体现了手工业者的特点,他们为各国统治者提供的不仅有墨家的“勇士”精神,更有各国争霸中所急需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战国时代墨家学派的壮大,后期墨家在秦国受到尊敬。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 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历史背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

“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

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 ,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

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

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三表:墨子提出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三表即

①“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的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

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依据。

③“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

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创立者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

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

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变周的制度。

墨家集团,正是当时的手工业者及新生的个体农民,在政治、学术和教育上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崩溃,生产力的解放,手工业生产实践为墨家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墨家所处的战国时期技术以祖传秘方的形式存在,很多技术经历发明再失传,失传再发明,以秘方的形式呈现低水平重复发明。有些作坊取得垄断,得到超额利润,他们也没有技术革新的动力。加之工匠普遍都是文盲,不利于技术总结、传播、交流和理论创新,技术多数只能是以师徒相传的方式进行缓慢传播。而且战国四民制度对于工匠的贬低,也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墨家则是顺应时代的需求,帮助春秋战国时期的底层技术工人构建了稳定的智慧传承系统,墨家的教学内容是农业、手工业、军事器械制造、逻辑及早期自然科学实验。墨家的墨者在手工业制造时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并且可以把它们总结记录与传承下去,有效避免重复的情况。所以墨家非常重视名辩及实验。且墨者所得俸禄通过墨家系统分配向团体奉献,杜绝师傅技术留一手的情况发生。

原文

墨者①有钜子②腹䵍③,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④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⑤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注释

①墨者:指墨家。

②钜子:墨家学派对墨家有成就的人称“钜子”。

③腹䵍:人名。

④秦惠王:战国时秦国国君。

⑤所私:所偏爱的。

翻译

有个很有名望的墨家叫腹䵍,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的年岁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要听我的。腹䵍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规定:‘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人要受刑。’这是用来禁绝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为这事加以照顾,让官吏不杀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规。腹䵍没有答应秦惠王,就杀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忍心割去自己所偏爱的而推行大义,腹䵍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

中心

作者以此赞扬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原文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mo4)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

翻译

墨家有一任巨子是孟胜,在楚国贵族阳城君的手下工作。阳城君下令孟胜带领墨家帮助他守城,并且把璜玉分成两半,做为符节。阳城君自己拿了一块,给孟胜另外一块,并定下了约定:“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符节,如果符节符合(能够完整地拼合在一起),就表示是我的指令。(不然就不是)”后来楚王死了,群臣围攻追杀吴起,在楚王的葬礼上动了刀枪,阳城君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后来楚国要追究责任,阳城君就逃亡了,楚国要收回阳城这块封地,楚国派大军包围了阳城,并派出使者请求收回封地。派人来收回封地的人没有阳城君的那块璜玉,于是孟胜说:“接受别人的封地,与别人有符节约定。今 天要收回封地,但是没有收到符节。但是依照我的能力无法阻止我守住阳城,为了遵守信义,帮助阳城君守城,看来我不死于阳城是不可能的了。”孟胜的弟子徐弱劝阻孟胜说:“就算死,如果对阳城君有益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不但对阳城君无益,还会断绝墨家组织,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孟胜说:“不会的。我和阳城君,我是他的老师;即使不算他的老师,我也是他的朋友;即使不算他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手下。如果我不死,那么以后拜见良师时就不会来找墨者了,结拜好友也不会来找墨者了,寻求贤良臣子也不会来找墨者了。我是为了行墨者的道义而死,为了让墨家能继承事业,我将巨子的位置让给在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位贤能的人,一定可以带领墨家强大,这样怎么怕墨家断绝,墨者绝世呢?”徐弱说:“听了老师你的话,我受益匪浅,那么就请我先死为你在黄泉开道吧。”于是冲出去和楚军搏斗,死后让墨者们将自己的头颅送回到孟胜的前面。孟胜派遣了两个手下带人冲出重围,要将巨子的令牌穿送到田襄子那里。而阳城被楚军围困,孟胜死了,他的弟子追随他一起赴死的有一百八十人。冲出去的人中有两个人终于见到了田襄子,并且把巨子令牌和孟胜的指令(传巨子位于田襄)交给了田襄子,准备回去楚国和追随孟胜殉葬。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胜子已经把巨子的位子传给我了,你们要听我的,不要回去。”但是那两个人还是回去殉葬了。墨者认为不应该听从巨子不明察的指令。如果仅仅实行严酷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而没有信仰的指导),一定达不到墨家这种境界。今世的治理方法,大多都是仅仅实行严酷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这样像墨家的(崇高的境界)事情就不会出现,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儒家“盛为声乐”,一直的迷信礼乐治民,“为之过也”,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荒废此生。

儒家钻伦理学的牛角尖。行为滑稽。用辞不当。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儒家“亲亲有术”,是包装着重亲的皮,因人废行。只对关系好的亲戚判定其为亲戚。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

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政治角度考虑,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从执行的现实操作角度考虑,儒家的“仁”,是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内容强调血缘关系,领导关系,先后关系“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孟子认为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两套方案。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交相利”,是要利益的爱。

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孟子因此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

宋明以来至 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

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

所以孙诒让怀疑孟子的可靠性,他说: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

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 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①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①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②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

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尚贤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

:《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民间,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尚同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

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

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天志

墨子认为,工匠建造总是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作为计量,能工巧匠能够完全刻画无误,不巧者虽不能完全无误,但依尺度动作,效果仍然良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主观的自由探索。

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仁,内也,是心的感觉;义,外也,是外在的标准。

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墨子认为天是无差别的博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 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须兼爱。最后一级一级的统一为兼爱整体,以兼爱的做法废除一切战争与学术矛盾

明鬼

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无神论者一样的不相信巫术,不信有命运,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非命

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存在命运这种安排人的富贵、生死的意志与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节用

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

节葬

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儒家后期对墨家思想进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论予以构架。如荀子也反对宽恕恶人。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果。

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相信有鬼神?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过去以为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出于重视去世的祖先的。但现 在有人怀疑这种说法靠不住。

墨家信仰鬼神,却反对丧葬祭祀的繁重礼仪?回答: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拥护墨家的新文化学者认为,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并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兴趣。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尤其是统治者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反之,将受上天惩罚。这是墨子倡导的宗教规范。而墨子残文则未必如此。

墨家取兼爱,却允许甚至辩护杀盗贼。兼爱盗贼,却要杀之而后快?回答:墨子惨痛的知道乱世的真实样子,子曰:礼崩乐坏。东周天下大乱,盗贼蜂拥而起。按墨子的话说:贼爱其室不爱其异室,窃异室以利其室。可见墨子认为,与其说是为了兼爱来防止臣子不孝君父,不如直说是为了防止盗贼产生。正是为了反对盗贼,所以墨子才以道德至上的来规范每个人爱彼此,并以此鼓动君王行他的兼爱至上的规范。墨子爱人,却产生了杀盗贼与爱盗贼的混乱,墨子说过,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可是兼爱的人的也是乱之所自起,律禁止不爱人而只要求兼爱来阻止混乱又怎么可能呢。墨子称道大禹治洪,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乐,并说:“不能这样,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由于墨家史料记录实在太少,已经不能准确知道后期墨家的动向。但这种大狂热的精神,岂不又正好是最易产生混乱的来源吗?假如没有兼爱,是否这种狂热就能少一些呢?

墨家的人性观人性莫贵于正义与论证论据的逻辑矛盾?墨家以为人性莫贵于义,引用的例子却是武士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去杀害别人生命。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是否是墨子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本体论。

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天意而产生,国君怎么产生的,选举产生的------选天下贤者立为天子,这一点在墨子的尚贤思想中非常重要,很多人会忽略。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几句很多人误以为墨子思想是专制独裁的,其实在古代中国官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合一的,把这几句理解成现代法官说的话就可以了,法官是拥有决定权的,法官说的话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是倾向民主选举体制的。当然墨子没有提出天子和各级行政官员的执政时间和选举天子的方式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个不要紧,新的墨家可以提出来。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在东汉时的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

·《墨子》七十一篇--墨翟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我子》一篇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

·《尹佚》二篇--一名在成、康时期的周朝官员在所著

墨家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正统十年(1445年),张宇初奉敕,将《墨子》刻入《道藏》。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汪中将墨子书分为内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印度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兼爱

注: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注: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

注: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

注:指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节用

注: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

注: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

注: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

注: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

注: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

注: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兼相爱,交相利

注: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1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2 墨家是唯 一正面对抗儒家的周代知识群体,由于墨家的仁义上无法驳斥儒家的仁义,只能从操作性,实用性,与功利性来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几百年后,墨子这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启蒙者,企图用更系统更严密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察的宇宙,于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墨经》流传于世。

《墨经》分《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经上》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并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希腊人芝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善跑英雄。奔跑中的阿基里斯永远也无法超过在他前面慢慢爬行的乌龟。因为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那一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中国先秦也有类似的悖论,如庄子为了证明他的虚无主义,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墨子化解了这一千古疑难。他设想有一条线ab,从a端向b端前进,进到全长一半c,则斫去,剩余cb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cb一半,剩为全长四分之一。如此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到达线的最前端b。这正是数学上的极限逼近原理。直到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才有“极限”概念的正确解释。

众所周知,墨子首先是位机械师,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力学与机械设计原理。

他在《经上》中明确提出,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即“力,刑之所以奋也”。更进一步,他在《经上说》中指出,力与重力等效,即“力,重之谓”。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谬误:把重力与重量混淆。他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在《墨经》中,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墨子认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光线照入小孔同箭的射入一样,即光是直线传播的,从物体高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下方,从物体低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上方。人足在下,蔽着下光,故足的影成于壁的上方,人首在上,蔽着上光,故首的影成于壁的下方。

《墨经》虽其涵盖的几何内容不那么丰富,但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

作为机械制造大师的墨子,第一个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他设计的滑轮系统与英国的“阿特伍德机”极其相似。

以“墨守”闻名的墨子,在军事器械的设计上自然不遗余力。通过他的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战场上华丽的机械化作战场面。

“赣车”乃攻城战车,覆盖有生牛皮,里面可以装载十人,推动它直抵城墙,可以挖掘破坏墙体,堪称古代坦克。

“连弩车”,结构极其复杂,一发数十箭,反力甚大。故制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视城墙厚度而定。需十人操作。

“籍车”,全车由纯铁打造,一部分埋在地下,由多人操纵,能够投掷炭火、石块等。籍车就是古代的大炮—投石机。

此外,在《墨子》中还记载了“云梯”、“悬门”、“橐”、“轩车”和“轺车”等攻守器备。

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在韩非子之时,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 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 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基本内容: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辩: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 ”,把论证叫做“立辞 ”。辞有时与“言 ”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 ”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 ”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 ”,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 ”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以说出故 ”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 ”、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 ”、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 ”、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 ”,以及“辟”、“援”、“推 ”等一般类推。

故、理、类三物: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 ”。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 ”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 ”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 ”即“法 ”,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 ”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 ”,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逻辑规律: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 ”,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 ”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 ”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 ”,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逻辑谬误: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 ”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①“是而不然 ”,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②“不是而然 ”,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 ”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影响: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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