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悼念文体的一种)

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更是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化表现形式。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通常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记叙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迹等称为“志”;后一部分是“铭”,多用韵文,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赞颂。出自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

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应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

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引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

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颈雅盛罪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袁可立)先世居凤阳,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卫也,遂承婆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墓志铭用于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墓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辨肯定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墓志铭是给过世的人脚戒桨再写的。在古代匪束洪,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迎故篮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的,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现代,主要是记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后对人做一个综合的评价。

1、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的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 把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成就写在墓碑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的确可以引起世人对他伟大贡献的尊重与认同。对于这位数学家来说,一个数字足以给他的生命无与伦比的光环和荣耀。

2、古希腊大数学家丢番图的墓志铭:“过路人,这里埋葬着丢番图的骨灰,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他的一生有多长。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颊上长了细细的胡须。如此,又过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结了婚。婚后五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运给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只有他父亲的一半。自从儿子死后,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结束了尘世的生涯。”

3、“37,22,35,R.I.P”是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墓志铭,许多人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最终这个谜由梦露研究会揭开,这三个数字是梦露的胸围、腰围和臀围的英寸数,缩写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长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爱美,她用数字将自己十分钟爱的形体永久记录了下来。

4、杰弗逊是和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如此中规中矩地按顺序写下自己一生都干过什么事,正是“美国精神”的最实在表现。

5、对任何一位画家的赞美,又有什么样的语言,能胜过出现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墓碑上的:“活着,大自然害怕他会胜过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会死亡。”

6、伏尔泰,这位《哲学通信》和史诗《亨利五世》的作者,顺理成章的在专门迎葬伟人的先贤祠里占了一“席”,并受到这样的赞美:“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

7、马克·吐温:“他观察着世态的变化,但讲述的却是人间的真理。”

8、司汤达:“活过、爱过、写过。”

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韩愈善写墓志铭,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其友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苏轼本人则少作行状、碑志。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

从文化的角度看墓志铭,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当属凤毛麟角,这里收录的一些文学家和数学家的墓志铭均各有味道,可以“奇文共欣赏”。

文学家的墓志铭

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是世界艺术的瑰宝。他52岁故世,葬在斯特拉福特镇。他在临终前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

切勿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

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的祝福,

迁我尸骨者定遭亡灵诅咒。”

普希金(1799-1837),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1831年他与美人冈察洛娃结婚,1837年不容于世俗,死于决斗。当他16岁时,出于好奇给自己写了一首《我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爱情与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在心灵上,

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科学家的墓志铭

举世闻名的英国科学家牛顿的墓志铭: “他几乎神一般的思维力,最先说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

1953年逝世的前苏联火箭技术和星际航行家齐奥科夫斯基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格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们不断地争取扩大生存时间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数学家马克劳林是牛顿发现和培养的,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6个大字:“承蒙牛顿推荐”。

希腊著名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体和它的内切圆,因为它证明了球的面积和体积是它外切圆柱体面积的2/3。

鲁道夫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在圆周率的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墓志铭上镌刻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科学数字,他把圆周率准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第35位,为了这个数字,他献出了他的一切。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穷其毕生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他的墓碑上就刻着这一组数字。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2/3这条著名的几何学原理。德国数学家高斯因其发现了正17边形的尺规作法,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一个正17边形。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墓碑上刻着许多小鸡、小羊和小狗。

英国诗人雪莱的墓志铭是莎士比亚《暴风雪》中的诗句:“他并没有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塞的墓志铭是他写的六行诗:“等我死去,亲爱的朋友,请在我的墓前栽一株杨柳。我爱它那一簇簇涕泣的绿叶,它那淡淡的颜色使我感到温暖亲切,在我将要永眠的土地上,杨柳的绿荫啊,将显得那样轻盈、凉爽。”

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墓碑上刻着他临终前为自己撰写的幽默的铭文:“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将得上帝祝福,迁我尸骨者定遭亡灵诅咒。”大文豪肖伯纳的墓志铭:“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的。”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铭:“恕我不起来了!”

法兰西民族英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墓碑上只刻有他的名字:“夏尔·戴高乐”。曾经“捕捉”天上雷电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的墓碑刻的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因为他毕生引为自豪的,还是他青年时代做过的印刷工。

明 文渊阁大学士 孔贞运

【录者小引: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枢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天启二年为登莱巡抚,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在任上为毛文龙请饷募兵,后因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又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注重加强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此获罪而遭杀身,然毛文龙被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的牵制形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明末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严词质责,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旧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时曾派专使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被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李涞,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户部尚书,改兵部,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辑要》所记最详,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文出自明崇祯年间首辅孔贞运,字为明末著名书法家大学士门生王铎书丹,工部尚书靳于中篆盖,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另见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泷冈阡表》

孔贞运:《节寰袁公墓志铭》

“墓志铭”一词被普遍误用和滥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墓志铭,《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很清楚:“墓志: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当今的误用者和滥用者,他们并不知道墓志铭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错称为“墓志铭”。近读《禅绕着的墓志铭》、《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等图书,书名本身就弄错了,因为这些书中介绍的众多历史名人的所谓“墓志铭”,实际上几乎都是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看在耶稣的分上,朋友,切莫动底下的这黄土。让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再如里尔克的墓碑上也刻着他的遗言:“玫瑰,啊,纯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样睡去,在这么多的眼睑下。”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们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从来就不是什么“墓志铭”。读近年十分畅销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竟也误解了“墓志铭”的意思:“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在这里,何先生将epitaph译为“墓志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王尔德在《济慈墓》一文中明确说过,是济慈自己在临终之际要求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种英汉词典的编者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对epitaph都提供了两种释义:“墓志铭;碑文。”这样做,至少能给人们以正确选择的机会。

“墓志铭”一词被滥用,与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载体有关。东汉末年,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时,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即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禁碑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解放后,实行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启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开头的《自撰墓志铭》,其实是他生前以韵语形式表达的心迹,后来镌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

前些年报上曾刊载《中山陵为何没有墓志铭》一文,提到“孙中山陵墓竣工后,树立墓志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吴小如先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批评,指出该作者“缺乏常识,故行文不免讹舛”,“墓志铭虽刻在石上,却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于地面之上的碑文是从不称为‘墓志铭’的。今传世的历代墓志铭,都属于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树碑,应称‘碑文’,若篇末加韵语,则称‘碑铭’……立在碑亭中的应是‘碑铭’,而绝非‘墓志铭’”。吴先生的纠错言犹在耳,但是报刊图书上的误用和滥用依然不断出现,实在令人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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