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国天主教开拓者)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教皇国马切拉塔(今意大利马切拉塔)人,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1561 年,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

1568年,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预科学习法律,并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

1571年,利玛窦中断了学习,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并在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由于成绩优良,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利玛窦在罗马寄宿学校学习人文和科学奠定了基础。

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由于从里斯本前往印度的船只有每年春天才出发,1577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利玛窦抵达科英布拉,并前往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学附近的耶稣学院。他在这里学习对前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来说必须掌握的葡萄牙语,并开始学习神学。1578年2月底,他受命前往里斯本,和其他意大利和葡萄牙耶稣会士一起为前往东方做准备,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 六个月里 ,开始学习神学。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从里本斯乘船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

1578年6月29日,在纳塔尔远方的海面上,帆船遭遇狂风暴雨,他持续了一整夜。也许正是因为想起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多年后利玛窦曾经这样感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就如同“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1578年7月22日,圣路易号驶入莫桑比克港,在这里停留三周,对船进行必要的维修,补充饮水和给养,以及准备带到印度和远东交易的黑奴。

经过6个月的航行,1578年9 月13 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 印度果阿是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

1580年他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

在1580年7月26日他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

游历澳门

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只能停留在澳门。

1580年4月26日利玛窦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图》中这样描写:“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贸中心,更是从印度前往菲律宾、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玛窦从这里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入居肇庆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1584年8月,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圣母赞歌》和《教理问答书》。并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在肇庆居住六年,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万历十七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1590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称教宗西师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天主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明帝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

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玛窦前往南雄拜访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劝利氏蓄须留发,且脱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过其人脉网络,努力将利玛窦引介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驻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并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明朝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在南昌传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

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

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

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

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1598 年,利玛窦首次进京是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促成的。王忠铭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老友,当时正要赴北京述职。时值万历皇帝寿诞,王忠铭便邀请利玛窦一同进京贺寿,利玛窦也准备了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方物献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启程离开南京,沿大运河北上。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历经两个月后到达北京。漫长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热,使传教士们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悦,又令他们忘却了旅途的艰辛。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缄默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然而,之后的事情远不如利玛窦想像中的顺利。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的战争,整个京城戒备森严、气氛紧张,人们都怕因结交洋人而惹祸上身。先是王忠铭联系的太监拒绝将利玛窦引入皇宫,随后王忠铭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玛窦虽然想方设法在京周旋,但仍四处碰壁,就连昔日老友也对他避而不见。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只得返回南京。虽然未能见到皇帝,但利玛窦首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玛窦还与神父郭居静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于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

1600年5月18日(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由南京启程再赴北京,由于太监马堂的讹诈和阻挠,传教士们在天津耽搁了近半年的时间,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一到北京,就着手整理礼物进献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对大小两架自鸣钟,万历皇帝最为喜爱,小的那架被他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于精美的阁楼之中,在宫内专司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们便被允许定期进宫对其进行检修。对利玛窦进奉的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备感好奇,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让助手庞迪我教授太监,他自己则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每当悠扬的琴声在宫中回荡时,万历皇帝就会想起这位来自西洋的神甫。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1602年- 1605 年, 出版《两仪玄览图》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著作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是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与利玛窦会面,之后入天主教。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他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时任太仆寺少卿。他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之后也加入了天主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杨廷钧早年是虔诚的佛教徒,后在利玛窦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圣教三柱石”身体力行实践教义,他们劝说家人、朋友入教,为传教士提供经费,并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难之时上疏抗辩,极力保护传教士。通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全国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平民、士大夫、皇亲国戚等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中,随后获准在城内择民房长住,并可以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建立南堂之后,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交游于士林,结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0 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

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  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1595年,到达南昌以后,利玛窦就将《交友论》分赠当地的达官贵人。“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这部作品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

《利玛窦书信记》:1599年编著。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天主实义今注》,商务印书馆出版,谭杰校勘,2014年6月出版。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下来。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现今的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利玛窦,成功地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上帝一词其实并不是专指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一词之中文翻译,既不是形翻更不是音译,上帝一词乃是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中的历史记载。史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记载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明代利玛窦将天主教传至中国,为了便于传教,便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

深知等级制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利玛窦,专心和有地位的人交往。为了避免教义中内容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基督教更加易于理解和投人所好,他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利玛窦还尽量避免谈论基督教的神学。这种简化了的宗教版本,自然不能让罗马教廷满意,使他和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明代末帝崇祯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以这些习俗对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影响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时代,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护十二世)删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利玛窦采用的是“驱佛近儒”的手段进行传教,这种方法佛教也曾用过。利玛窦补的儒是孔孟时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国文化中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谓“先儒”,实则策划通过“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

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的路线图超越儒家,取而代之,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他甚至偷换儒家圣教中的“上帝”“圣经”的概念。因为有了佛教的前车之鉴,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的极度不满。崇祯年间的《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利玛窦在《利先生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中声称:“佛者天主所生之人,天主视之,与蚁正等。”

利玛窦死后没多久,僧众联合儒士对天主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订正印行《圣朝破邪集》八卷(亦题《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就是万历、崇祯年间佛教僧众(部分儒家士大夫)对于天主教的批判,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论辩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宗教思想史上,都是罕见的,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也蔚为大观。此外还有费隐通容 编《原道辟邪说》(1636) 和钟始声 编《辟邪集》(1643)。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利玛窦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利玛窦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虽然只争取到了不多的信徒,但后人把他的作用看出为日后的冲击准备了基础。因为他们通过假托儒教学者,已经使中国人较容易接受基督教中较少争议的部分,而具有敏锐思想、学识渊博和迷人个性魅力的利玛窦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理想才干。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除了通过“汉语著述“和西方僧侣”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他又说:“利玛窦神父确信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日本作家平川佑弘: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国《生活》杂志: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罗马天主教会:“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丘成桐:“400多年前,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而他就是在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德几何》等现代数学著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官园桥附近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墓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额十字架纹饰,碑身刻中西文合壁“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

利玛窦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通汉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与常见的一样,利玛窦墓只是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宽0.94米,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

墓地四周被矮墙围绕,前有石牌坊大门一座。据史料记载,利玛窦墓地址墓碑上应有“钦赐”二字及少京兆黄吉士题字“幕义立言”的坊额,门簪、门口的一字影壁及雕花依然清晰可见,典型的西洋装饰橄榄玫瑰枝点缀四周,顶上却是中国的盘龙,墓身后为方形石制灵柩。墓碑一面镌“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人……”的中文墓志铭,一面则刻着拉丁文。但如今已看不到这些字迹。

利马窦墓碑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藉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平埋于地下。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无人照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请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指出,此事已经“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国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将墓地修复任务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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