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之一)

春秋》是我国古代史类文学作品。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作品,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它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据传是由孔子修订而成。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据一些文学著作记述,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该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 ,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 等等。

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的季节。据说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遗漏记。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

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

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

《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当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专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专名。······《春秋》就是个共名。”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

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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