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陈独秀创办月刊)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登新体诗。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

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版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倡导青年要有个性

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5号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同时批驳了纲常名教,号召青年为三个目标而奋斗: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匆囿于党派运动。

《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陈独秀著文驳斥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论

10月1日,陈独秀针对康有为一意要把孔教订为国教的论调,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文章指出孔教和帝制的关系,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他认为民主国之祀孔,正如主张专制国祀华盛顿、卢梭一样的荒诞不经。

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

毛泽东论说体育

1917年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文章首先对体育的涵义作了科学的解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指出:知识和道德诚然可贵,但身体也很重要。身体犹如"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无体是无德智也"。他强调指出,"密如牛毛"的繁重课程,对学生只能起到"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的严重危害作用。"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陈独秀著文答顾克刚

7月4日,《新青年》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

陈独秀召开编辑部会议改组《新青年》

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参加编辑部。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

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

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

陈独秀驳斥康有为

3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7号上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驳斥康有为关于"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的种种论点,指出:"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

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4月18日,因倡导文学革命而倍受攻击的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章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

中国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红楼梦》的白话;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他又说,创造新文学的次序,约有三步:工具,方法,创造。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

方法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

方法二是,用白话做各种文学。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用白话来做。

他又说,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

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文学?其次新文学创作应获得更多的创作手法。怎样才可得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就是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只有获得了这些有效的方法,才可言创造我们的新文学。

胡适发表《贞操问题》

7月15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他说,中国的男子要他们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自己却公然嫖娼,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他又说,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

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

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

第三、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

陈独秀、胡适复信易宗夔,反对其观点

10月15日,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联名发表复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的信。明确表示不同意易的主张,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

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他对新文学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他认为,人的文学应是人道主义。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

他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对文学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胡适主要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革命,李大钊主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谈文学革命,所以,具体到新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精神,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阐述。正是周作人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使新文学真正具有了内在灵魂。如果说鲁迅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为后人指出了新文学创作之路,那么可以说,周作人在理论上为发轫期的新文学指明了方向。

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一文。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或那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帝国主义庆祝。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人人都成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

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昌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

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

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

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

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分二种:

第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

第二、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直以不讳。但是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进,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文章又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

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十》呼吁解放孩子

1919年1月15日,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呼吁解放孩子。文中说: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题目为《爱情》。少年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妹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于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鹑便鸱鹑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女性解放的宣言

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宣言》指出:"最近这解放的福音吹到东方来,就是被阴阳尊卑的孔教压迫而失了精神上呼吸的中华女子,也得着一点新鲜空气,想抬起头来发出一点微声要求解敌,是我们人类可以乐观的地方。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一天强大起来,这正是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责任"。《宣言》共分10条,包括"要求得入一切学校上学,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要求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力";男女同工同酬等。

不久杂志社迁到广州继续出版。同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又查抄《新青年》编辑部,拘押了陈独秀等人,后经马林、孙中山等营救,陈独秀等人被保释。《新青年》一度停顿。

中国首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

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

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

1922年7月,出至9卷6期后休刊。以后改为季刊。瞿秋白翻译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1923年6月15日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瞿秋白主编。该刊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季刊是继《新青年》月刊出版的由瞿秋白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925年4月《新青年》介绍了蒋光赤的一本讴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旅俄诗集《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次年《新梦》又由新青年社作第三次印刷发行,改为横排本。4期后停出。4月,刊物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

瞿秋白驳斥国民党右派

1926年3月25日,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文章指出:醒狮派的态度,不仅是曾琦无知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蒙混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共同的反动目的,即"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瞿秋白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 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

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

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8月9日,钱玄同对鲁迅进行拜访,并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应允。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1902年留学日本,初在仙台学医,后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1908年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后随政府迁往北京。

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

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大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陈独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适、沈雁冰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和作家的论文多篇。这些译介,对于借鉴外国文学,推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年~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7月﹐出至9卷6号停刊。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

由陈独秀撰写,带有纲领性的政论。他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当时青年表现出的殷切期望,在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今读来,仍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区区两千多字,却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原文如下: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

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 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 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李大钊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大钊、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这既弥补了辛亥革命的理论不足,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一系列事件上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麻痹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共阴谋的警惕性。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对他提出警告,他仍坚持己见,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I.V.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V.I.列宁、L.D.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新青年·精选本上中下》

作 者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撰

出版社

中国书店

开本/页数

16开/1248页

ISBN

978-7-5149-0240-2

定 价

118.00元(全三册)

策划

智美利达

出版日期

2012年4 月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是旧中国时代最早的一份思想启蒙刊物,也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凝聚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堪称是一代大师的群英会。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可与《新青年》堪比,即使时至今日,当今的许多青年依然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本书为去年上市的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杂志全集的精选本,同时还保留了全集中各卷各号的总目录索引,以方便读者查询。为使读者一窥《新青年》原貌,精选本也附了《新青年》原稿,以供读者对照欣赏。

⒈阅读经典,重温大师,精华荟萃,学术典范;

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一副良药,浮躁动荡的民族根性的精神慰藉;

⒊毛泽东、蒋介石共同推崇的名刊。

《新青年》原为繁体竖排,采用旧式标点,不适合今人的阅读习惯,不易为现今的青年人所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青年》的整理与传承,一直以影印本为主。为此,智美利达联合中国书店组织出版了这套简体横排版的《新青年》,并采用现代标点对全书进行重新句读,以方便今人的阅读,并对原杂志中的一些明显错讹做了适当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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